近日见到数篇文章，说到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，唯有中华文明能一脉相承，流传到今天，看后颇有同感。

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苦难，但始终是在百折不回地、曲折地前进、发展、壮大。中华文明也以她的博大、精深、包容、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，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从而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，仍然放射出熠熠的光辉。

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华文明能独树一帜，历数千年而愈久愈新呢？笔者认为“仁”应是中华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“仁”是儒家奉行的做人标准“仁、义、礼、至、信”中的第一条。关于“仁”，无论是官家抑或是普通平民，都对其有很多的说道，如：“施仁政”、“仁义之师，王者之师”、“怀仁而治天下”、“仁者无敌”、“仁义道德文章”、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不仁不义”等等。唐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时说：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仁义关乎到天下的兴亡，何其重要啊！宋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对“古仁人”作了很高的评价，认为他们“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君，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民”且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种精神追求应该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。

而“仁”在我们今天来看，就是宽厚仁慈，有一颗爱人之心，这很有道理。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人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如何处人有时可能甚于如何做事，百姓如此，统治者更甚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古代的圣君在选择储君时，都是把人的品德考核放在第一位，核心就是看其是否有“仁”心。据说，唐贞观年间，一日风和日丽，太宗龙心大悦，要率领文武百官和诸皇子一同出城游玩，可是皇子李治却不愿出城，太宗不悦，问其原因。李治回答说，父皇和众臣都出城去了，假如城中有变，百姓岂不遭殃，因此违皇命而自愿留下来守城。此言一出，太宗大喜，认为这个皇子有“仁”心，是储君的苗子，后来果然立其为太子，就是以后的唐高宗。其实这是武媚娘给李治出的注意。武媚娘不愧为巾帼英雄，深谙统治者的心理，无怪乎以后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女皇帝。

不仅是官家，就是平民百姓，在教育子女时，也都把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。老百姓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做“讲光棍走遍天下，打光棍寸步难行。”这里的“光棍”泛指各种各样难说话难侍候的人。“讲”是说理，以行动打动人，“打”是诉诸武力。不同的行动导致不一样的结果。因为有一颗仁爱之心，平等之心，才能尊重人、关心人，才能心平气和地和别人说理；如果狂傲暴戾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就只能动手去“打”人了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可算是对上述这句话的最好诠释。其实，诸葛亮骨子里还是因为有一颗怀仁之心，才导致了他能七擒七纵。

人际关系如此，国家间的关系亦如此。前二年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时，很有些感慨。六百年前，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有二万多人的庞大船队，数次经过马六甲。所到之处，他和当地百姓平等市贸、播种友谊的种子，深得当地人民的赞许。当时的马六甲酋长特地划了一块土地永久地赠予中国，至今，这里还安葬了无数魂断南洋的华人。可是事过二百年，荷兰人来到这里，修炮台，建海关，向来往船只征税，盘剥当地居民，至今炮台依在。以郑和当时的军事力量而言，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南洋岛国，可他却奉行了中华民族一带倡导的“仁、义、礼、至、信”。今天想来，这件事还是叫人感动不已。

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当然不可能再以儒家的“仁”字来教育人、要求人。但我认为，我们的很多提法、做法中都包含了“仁”的成分。我们给“仁”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，如毛主席的名言“为人民服务”、胡锦涛主席的“构建和谐社会”、习近平总书记的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等。以“一带一路”论，要首先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对外交往的肯定，再次要着眼的是经济，着手的却是建立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。正如刚“开张的”亚投行不也体现了经济强大后的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关心和帮助吗？

再看我们现在从事的“慈善”事业，也正是继承了“仁”的实质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发挥正能量、施惠于人民。试想，如果没有爱人之心，怎肯把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捐赠给他人，如果没有爱人之心，又怎能帮助人、扶危救困？助人者在自己的行动中精神得到了升华，受助者在得到实惠，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，无疑也会心生感谢，催变思想，自心向善。如此由点及面，逐个推广，相互影响，相互感染，必能形成越来越好的社会风气。由此看来，正在兴起的“慈善”事业不仅是“仁”在现代化社会的实实在在的表现，也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弘扬呢。

邱声柱